曾国藩生前曾经立志作一部“曾氏家训”，“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时之官爵，而恃长远之家规”，然而因为戎马倥偬以及著书之难，未能完成心愿。后世所传的“曾国藩家训”则是取自其写与两个儿子的家书。其中也包含了曾国藩所总结的曾氏三代训诫：其祖父星冈公的“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”八字诀，其父亲竹亭公的“少壮敬亲，暮年爱亲”专重“孝”字，以及他自己总结的“八本”“三致祥”与“勤、俭、刚、明、忠、恕、谦、浑”八德，等等。他对于先世与自身家教经验的总结，也可谓成果丰沛了。故《清史稿》也称赞他“举先世耕读之训，教诫其家”。

曾国藩在《世泽》一文中说：“士大夫之志趣学术，果有异于人者，则修之于身，式之于家，必将有流风余韵，传之子孙，化行乡里，所谓君子之泽也。就其最善者，约有三端，曰诗书之泽、礼让之泽、稼穑之泽。”也就是说，曾国藩认为修身齐家且传之后世的余泽，最为重要的就是诗书、礼让、稼穑，下面则结合这三者来谈谈曾国藩家训在思想内容上的特点。

先看“诗书”，读书、写字、作文是曾国藩家训的重点，他认为“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”，故而家训之中谈论读书方法的最多，比如“看、读、写、作四者，每日不可缺一”，“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。然须有情韵趣味，养得生机盎然”，将广博的浏览与专门的吟诵结合，抄写与仿作结合，强调的是坚持不懈，以及韵味、生机的涵养。关于写字，针对其子“写的字缺乏刚劲之气，这是你生来气质之中的短处”，故而强调要学欧、柳二体，且与“走路宜重，说话宜迟”等言行上的修养结合起来加以要求。作文，则提出“以精确之训诂，作古茂之文章”，也就是将字词训诂与文章修辞、考据与辞章两方面的工夫结合起来。还有曾国藩编撰《十八家诗钞》与《经史百家杂钞》二书，也就是为了“诗书传家”。

至于“礼让”，则可以从“孝友为家庭之祥瑞”等说法来看。曾国藩总是告诫其子，“凡事皆从省啬，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，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，期于彼此有成，为第一要义”，“不可轻慢近邻，酒饭宜松，礼貌宜恭”，亲族之间要和睦、宽厚，邻里之间要客气、礼貌。还嘱咐“以谦、谨二字为主”，“力去傲、惰二弊”，不可与州、县往来，不可惊动官长，等等。至于女儿们则“不要重娘家而轻夫家”。这些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“礼让”之道的重视。

再说“稼穑”，曾国藩牢记祖父的话：“吾子孙虽至大官，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”，故而在与其弟、其子的家书中经常强调种菜、种竹，“蔬菜茂盛之家，类多兴旺；晏起无蔬之家，类多衰弱”，还要家里专门请来老圃，一起开辟菜园。他还说“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，男子须讲求耕、读二事，妇女须讲求纺绩、酒食二事”，“内而纺绩、做小菜，外而蔬菜养鱼、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须留心”，就是希望欧阳夫人带领着家中的子女，一起从事耕种与纺绩，从而习勤习劳，养成俭朴的家风。

“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，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，则福泽悠久”，这句话则可以概括曾国藩所讲的“世泽”之根本。曾氏家族的官运，在曾国藩死后约二十年的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曾纪泽、曾国荃双双去世之后就基本断了，然而曾氏家族的后代却依旧名人辈出，当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由曾国藩总结的、家族代代相传的耕读、诗礼的良好家风。

与曾国藩特别欣赏的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、张英《聪训斋语》等中国历代著名家训相比，曾国藩的家训因为取材于通信，故而又有两个方法上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其一，目标与检查。无论读书或修身，曾国藩都希望其子能够成为“克家之子”，比如希望曾纪泽在读书上“成吾之志”，将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及其最喜爱的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庄子》《韩文》四种等，熟读而深思且略作札记，“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”，进一步则要求“凡有所见所闻，随时禀知，余随时谕答，较之当面问答，更易长进也”。此后的每次通信，几乎都是曾纪泽在汇报读书的进度与心得，而曾国藩则总是先为其子读完什么书而“欣慰”，再指出进一步当如何研读，这就是将目标与检查结合的一个系列过程。再说曾国藩总觉得曾纪泽“容止甚轻”，不符合士大夫的典范，故而经常在家书之中提及“厚重”二字，有段时间甚至每次都要问“说话迟钝、行路厚重否”，并要他“时时省记”。还有，曾国藩曾要求女儿、媳妇勤于纺绩，“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双”，“各表孝敬之忱，各争针黹之工”，所以也常在家书之中附带着问：“儿妇诸女，果每日纺绩有常课否？”可见其检查之严密。

其二，表扬与表率。曾国藩要求孩子将平时所写的字、所作的诗文等与问安的家书一同寄来，仔细批阅之外还特别注重表扬，从而培养孩子的自信心。比如曾纪泽寄来了草书的习作，不但他自己有表扬，还将之出示给李鸿章、李元度、许仙屏等人传看，于是就有了“柔中寓刚，绵里藏针，动合自然等语”，这些都写在回信里。再如曾纪泽完成了《说文分韵解字凡例》一文，他自己先表示“喜尔今年甚有长进”，再请大学者莫友芝“指示错处”。这样的表扬，比起泛泛说几句，或是金钱与物质奖励，更能够激励孩子。曾国藩处处给孩子、家人作表率，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他在指导儿子读书、写字、作文之时，经常谈及自己的学习历程以及近期状况，以身作则。他要求儿子读书“有恒”，则细数自己《史记》《韩文》《韩诗》《杜诗》《古文辞类纂》等书的圈批“首尾完毕”，还说“近年在军中阅书，稍觉有恒”，当然也说到自己读某些书的“有始无终”且深以为憾，这反而让其子觉得这个“榜样”更为真诚。还有与曾纪鸿说到写字不可“求效太捷也”，就说起自己学习《麓山寺碑》“历八年之久，临摹已过千纸”；曾纪鸿的作文不佳，他便回顾自己“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”，直到“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”的历程，也许小儿子像自己而“聪明晚开”，以作鼓励。

此外，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孩子始终充满信心，这一点也值得一说。比如一直在说曾纪鸿处境太顺，故难期长进，然而依旧多有肯定，“惟其眉宇大有清气，志趣亦不庸鄙，将来或终有成就”；至于曾纪泽则不只是肯定其善于读书，以及作诗、写字方面的成就，还经常称赞其“天质聪颖”与“淡于荣利”。曾国藩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，给予美名而奖掖以成之，在培养自己的子女上也是如此，方才造就了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、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，并且泽及于后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