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期间仍实行“官买余铜”和借“宫本”政策但为维持生产有若干修

这期间仍实行“官买余铜”和借“宫本”政策，但为维持生产，有若干修正。①乾隆初，课税由%减为%，连同加征捐耗等约在%左右。②二十三年起，对几家大厂加借“府本”各数万两，限四至十年归还。③调整收铜官价，乾隆朝调整约六次，大厂每百斤调至六两四钱(一度达七两)，中小厂调至五两余，但仍远低于市价。④三十八年起，准许商民有%的铜自行卖给铸钱局，称“通商铜”，有的厂可卖%。此外，滇铜虽说官收，但私采私售从未杜绝，小厂大多以此自存。

滇铜分布在七十余县，集中三个产区：①滇北区。这是最大的产区，包括东川、昭通二府，其中又以巧家、大关、鲁甸、永善等县(厅)为盛。著名大厂汤丹、碌碌均在此区，产量曾占全省%，京铜即仰赖二厂。②滇西区。包括顺宁(今凤庆)、大理、楚雄、丽江等府，以顺宁、云龙、永北(今永胜)等县(厅)为盛，产量次于滇北区。③滇中区。包括云南(今昆明)、澄江、曲靖、临安(今建水)等府，以易门、路南、蒙自等县为盛。全省采矿厂常在个以上，最多时达个。但大厂常有子厂，小厂地方官常不呈报，总数多时在三百厂左右。

经营方式滇铜矿厂结构复杂，一厂有多至四五十个硐，一硐有多至数十个尖者；硐、尖和冶炼的炉房都是生产单位，不一定由一个资本经营。经营方式有：①个体生产。主要在偏僻地区，所采多草皮矿、鸡窝矿；不领官本，无统一组织，产品交炉房炼成铜，除纳课外，余铜白售，产量有限，在滇铜中不占地位。②独资生产。一人出资，购备油米，称“锅头”；雇工生产，称“弟兄”或“亲身弟兄”。大多包采一个尖子，两班轮换，共需弟兄二十余人。此为最小生产单位。一般行“四六分财”制，即生产所得银两，除纳课外弟兄得%。③合伙生产。临时性合伙，用于初挖矿硐，其有雇工者，亦属弟兄，俟开有成效，即另定厂主。长期性合伙，用于经营成矿，系数人集资，购买油米，按米若干石计股，故称“石份”或“米份”。定有合同，可增资、退伙、转让。这种矿均雇工生产，有用弟兄者，有用“月活”(即工人按月得雇价)者。

滇铜生产以大厂为主，占总产量～%瘦金体钱文。大厂需投资～万两，大都为四川、湖广、江浙大商人所办。他们办厂，或独资，或合伙，都以雇佣劳动为主。一个硐至少需有一百个劳动力，连同排水、通风，多者在人以上。全省铜矿雇工，盛时约～万人。云南人口稀少，雇工多来自外省。

滇铜的衰落滇铜生产自乾隆中期以后，因旧有各厂开采年久，出矿渐少。乾隆三十一年通省旧厂仅获铜万余斤。三十二年解办锏不满万斤。从此产量逐年减少，嘉庆后期不得不减少京铜。道光时，大厂除宁台厂外均大量减额，西部新矿区也停止发展。咸丰年间云南爆发了回民起义和哀牢山人民起义，清廷将各矿一律封闭。

同治十三年()，云南巡抚岑毓英准恢复滇铜大厂，仍支官本，委托绅商经办。但经办者多系所部武弁，经营混乱，自光绪元年至十年(～)，运办京铜只五百万斤，以致宫私均赔累不堪。光绪十年，清廷令组织云南矿务招商局，在上海募集商股，并购办外洋机器，用新法开采。办理三年，毫无成效。十三年委唐炯督办云南矿务，十五年又由产部拨款一百万两为官本。唐炯专委天顺祥商号为招商局集股，并聘日本矿师勘探，都无结果，仍是放本收铜，抽课%，准%为通商铜。每年解运京铜不足万斤。至光绪二十四年，招商局亏损过巨，最后歇闭。直到清亡，滇铜年产量不抵盛时十分之一。

清廷办理铜政的官吏多无能之辈，贪污勒索，转运变卖，无事不有。官收政策，尤为祸源。如岑毓英恢复各大厂时，滇铜市价每百斤～两，而收铜官价只两左右，导致生产无利可图、加之白银外流，银贵铜贱，铜价不能再加，生产只有停顿。

云南铜矿几遍全省，但富矿不多，且开采既久，矿巷日深，转运不易，排水费工，成本人增。道光十二年()起，每年都有“水泄银”补助大厂；一般厂只好夏秋停采，或以淹没报废，即所谓“碉老”。加以“山荒”，燃料匮乏。当时炼铜全用柴炭，精炼还需用松炭，每百斤铜需炭一千斤以上。乾隆后期，林木减少，炭价高昂。其后，富矿愈少，需炭愈多，就更难供应了。

四川井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