奉讳居丧 生圹活着的时候为自己造就墓穴 花开之日花即前言之七

奉讳：居丧。

生圹：活着的时候为自己造就墓穴。

花开之日：花即前言之七宝池中莲花，花开之日指人死后到达西方极乐世界。

附录一　《浮生六记》英译自序

林语堂

芸，我想，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。她并非最美丽，因为这书的作者，她的丈夫，并没有这样推崇。但是谁能否认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？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，因与其夫伉俪情笃，令人尽绝倾慕之念。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，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，可以出入其家，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，或者当她与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之时，你打瞌睡，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？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，不过在芸身上，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，一生中不可多得。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，背着翁姑，偷往太湖，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，而叹天地之宽，或者同她在万年桥去赏月？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，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，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钞本？因此，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（因为确有其人）一个最可爱的女人，并非故甚其辞。

她的一生，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如东坡所云。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，我们今日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，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。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，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人知道，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；又一方面，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，看他们追求美丽，看他们穷困潦倒，遭不如意事的磨折，受狡佞小人的欺侮，同时一意享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，却又怕遭神明的忌。在这故事中，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，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。两位平常的雅人，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，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，山林泉石，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——蹭蹬不遂，而仍不改其乐。他们太驯良了，所以不会成功，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，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。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，也不能算他们的错，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。这悲剧之原因，不过因为芸知书识字，因为她太爱美，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。因她是识字的媳妇，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要娶妾的公公，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，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簉室，后来为强者所夺，因而生起大病。在这地方，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——一种根本的，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。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际，化扮男装，赴会观“花照”，也可看出，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？如果是，她全不晓得，她只思慕要看见，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，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。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的衷怀，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——那些年轻守礼妇女不便访游，而她愿意留待“鬓斑”之时去访游的名山。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，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，而这已十分犯礼，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情痴少妇，把她驱出家庭，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，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。

是否沈复，她的丈夫，把她描写过实？我觉得不然，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。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。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，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。我不免暗想，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，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，而且能不负此爱，把他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。三白，三白，魂无恙否？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，倘使我们有幸，或者尚可找到。果能如愿，我想备点香花鲜果，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，也没什么罪过。在他们坟前，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的“Pavane”，哀思凄楚，缠绵悱恻的，而归于和美静娴，或是长啸Massenet的“Melodie”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悠扬而不流于激越。因为在他们之前，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，不是对伟大者，是对卑弱者，起谦恭畏敬，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。如芸所说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”的生活，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。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子之时，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。在未得安乐的人，求之而不可得；在已得安乐之人，又不知其来之所自。读了沈复的书，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，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——这安乐，我想，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，也就是托尔斯泰在《复活》中所微妙表出的一种，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——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。

这本书的原名是《浮生六记》（英译“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”），其中只存四记。（典出李白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之名。）其体裁特别，以一自传的事故，兼谈生活艺术，闲情逸趣，山水景色，文评艺评等。现存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，于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。依书中自述，作者生于一七六三年，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一八零八年之后。杨的妹婿王韬（弢园），颇具文名，曾于幼时看见这书，所以这书在一八一零至一八三零年间流行于姑苏。由管贻萼的诗及现存回目，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历，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。我在猜想，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个全本，倘然有这福分，或可给我们发现。

廿四年五月廿四日龙溪林语堂序于上海。

附录二　重印《浮生六记》序

俞平伯

一

记叙体的文章在中国旧文苑里，可真不少，然而竟难找一篇完美的自叙传。中国的所谓文人，不但没有健全的历史观念，而且也没有深厚的历史兴趣。他们的脑神经上，似乎凭了几个荒谬的印象（如偏正、大小等），结成一个名分的谬念。这个谬念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流传，结果便害苦了中国人，非特文学美术受其害，及历史亦然。他们先把一切的事情分为两族，一正一偏，一大一小……这是“正名”。然后再甄别一下，与正大为缘的是载道之文，名山之业；否则便是逞偏才，入小道，当与倡优同畜了。这是“定分”。

申言之，他们实于文史无所知，只是推阐先入的伦理谬见以去牢笼一切，这当然有损于文史的根芽，这当然不容易发生自传的文学。原来作自传文和他们惯用的“史法”绝不相干，而且截然相反。他们念兹在兹的圣贤、帝王、祖宗……在此用他们不着；倒是他们视为闲情别致的，反有关身心性命之微，有涉于文章之事。所以前人以为不足道的，我们常发见其间有真的文艺潜伏着在，而《浮生六记》便是小小的一例。